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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标题:从企业家太少看就业不足


从企业家太少看就业不足

媒体:原创  作者:山野樵客
发布:山野樵客

2011/1/24 3:59:21 发布

就业不足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经济学界提出四大对策来扩大就业:一是刺激内需,消化过剩的生产力,提高企业开工率;二是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三是积极调整就业结构,提高社区服务等等第三产业对就业的吸纳力,同时要求劳动者转变就业

观念;四是加快中小城镇建设的步伐,以城镇化带动就业增长。第一大对策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用宏观经济政策来调整经济,即由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提高就业。这一对策主要针对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政策效应在短期内能迅速发挥出来;后三大对策的理论基础是经济结构主义,对具有“二元经济”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很有指导意义,但政策效应的传导比较缓慢。

本文认为,中国就业不足的难题是累积起来的,造成就业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家太少、生产者对分工的边际贡献率太低、就业扩展的通道受阻。

一、投资决定就业,还是企业家决定就业?

古典经济学家讨论就业问题时,把就业与劳动力市场联系在一起,认为工资具有完全的伸缩性。如果商品价格上升,实际工资下降,雇主将愿意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劳动需求将超过劳动供给,名义工资将会与价格同比例提高,反之亦然。因此,劳动力市场总会达到
均衡,充分就业可以保持。古典经济学讨论就业,实际上是对总供给的分析,这种分析思路一直延续到“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面对的社会状况是就业不足,货币工资和价格具有刚性,因此,凯恩斯在讨论就业问题时,把就业与有效需求联系起来。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由消费和投资构成,由于边际消费递减,资本边际效率不高,居民对货币的灵活偏好心理,有效需求常常是不足的,就业量在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之前就停止下来而不再增长。

虽然,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来解释就业不足,但实际上包含了投资不足导致就业不足的思想。凯恩斯的分析表明,投资具有“乘数效应”,增加投资可以获得放大了的(amplified)产出、国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因此,凯恩斯治理就业不足的“处方”是:由国家通过财政性支出,即通过国家投资来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就业不足。

“有效需求不足”、投资不足、就业不足(又被认为是“市场失灵”、需要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理由)三个概念,构成凯恩斯理论的核心内容,其重要推论是:投资决定就业。

与凯恩斯同年出生(1883年)的另一位大经济学家熊彼得提出“经济发展”的概念,经济发展是指出现了某种生产方法的新组合,新组合是由创新引起的一个动态的质变过程。“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机制,创新包括采用了一种新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从未进入过的新的市场、控制新的原材料和半成品的供给来源、实现一种新的工业组织形式。创新由“企业家”来发动,企业家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对超额利润或垄断利润(基于创新)的追逐,以及超乎利润观、出于事业心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活动的目标或结果是实现“新组合”或创新。熊彼特把“创新”置于经济发展的中心,实际上把“企业家”置于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核心。企业家不同于资本家和股东,后者是货币所有人或债权人,而企业家是货币的“使用人”;企业家也不同于发明家,发明家的职能是创造出一种新的技术或生产手段,而企业家的职能是有效地“把生产要素组合起来”。除利润动机外,“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家创新相当重要,熊彼特把它归结为五大要素:首创性、成功欲、冒险观、敏锐力、事业心。在一个企业家“短缺”、缺乏创新的经济体系中,即使出现自由竞争、供求平衡,经济仍然处于静态的循环流转阶段。

熊彼特几乎没有直接讨论就业问题,但是“创新-企业家”的命题中已经包含了对就业和有效需求的考察。扩展“创新-企业家”命题,可以得到三大重要的推论:第一,创新带来“产业突变(IndustrialMutation),拉长“社会分工链”,扩展产业空间和就业空间,最终导致最大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同时,创新带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从投入要素增加型的经济增长转变为生产效率提高型的经济发展;第二,创新对扩展分工的边际贡献率较高,对其他生产者的“挤出效应”较小,在基本上不影响国民收入的前提下,不仅创造出新的产业和就业空间,而且创造出一块有效需求;第三,企业家创新活动带来经济发展,再次证明了市场机制的有效性(这正是熊彼特与凯恩斯的区别):市场可以导引企业家创新,企业家创新能够扩展社会分工链,通过“供给创造需求”从而扩大有效需求,提高就业水平。

由于凯恩斯运用的是比较静态分析,投资的“乘数效应”成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自然会把就业不足归结为投资不足,投资不足主要是指投资规模和投资数量不足,因此,从短期来看,可以通过增加政府开支和投资数量对释放就业不足的压力。而熊彼特运用的是长
期动态分析,用发展观、演进观来贯穿逻辑行程,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成为主要视角,因此,就业不足的问题在熊彼特看来就具有累积性,自然会把就业不足归结为企业家太少、缺乏创新。从长期来看,克服就业不足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企业家数目,拉长分工链。
面对中国转轨时期特殊的经济现实,需要综合凯恩斯和熊彼特的观点,用“投资方向”来创造性地分析就业不足的问题。实际上,投资是创新的基础,创新代表投资的方向。单纯用投资数量和投资规模来解释中国就业不足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应该从投资方向单
一、缺乏创新、分工链扩展受阻等方面来考察。

二、企业家通过“扩展分工”来创造就业

投资方向有两个,即水平方向的投资和垂直方向的投资,前者是生产经营者(非企业家)的投资行为,后者是企业家的投资行为和创新行为。水平方向的投资,直接体现为生产经营者对生产规模的边际调整。通过增加投资数目、扩大生产规模,使该企业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同时,提高市场竞争度,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把生产效率低的企业和经营者淘汰出局,促使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在生产尚未出现过剩之前,水平方向的投资可以提高就业水平。因此,可以把生产经营者调整水平方向的投资--扩大就业称之为“资源配置型”的就业增长,它是指居民收入水平保持不变、由生产经营者充分动员有效需求、把分散的“需求点”连接起来所实现的就业增长。

但是,如果生产经营者数目增加、投资规模扩大、投资行为都是(或总是)沿着水平方向延伸,就会出现在生产上的“此长彼消”局面,即此生产者的投资增加会导致彼生产者的市场份额减小。实际上,这就是再生产过程被周期性经济危机打断的另一种解释,因为,“资源配置型”就业增长带来经济繁荣的背后已经蕴藏了生产力过剩的危险。

垂直方向的投资,体现为企业家的“创新努力(innovation-incentive),通过投资拓展出新的产业空间,不仅创造出一块新的就业空间,而且创造出一块有效需求。因此,可以把在垂直方向增加投资(即企业家行为和创新行为)、通过“创新努力”所拉动的就业
增长称之为“分工扩展型”的就业增长方式。在不同经济阶段,两类生产经营者对扩展分工的边际贡献率不一样,两种就业增长方式的重要性也不一样。在“短缺经济”和经济危机、衰退阶段,“资源配置型”就业增长比“分工扩展型”就业增长更重要,更有利于克服就业不足的矛盾;在经济过剩和经济复苏、高涨阶段,企业家创新和“分工扩展型”就业增长对社会的贡献更重要。

但是,企业家并不“一呼即出”,创新也不是“招之即来”,需要一定的经济环境。主要有三个:一是“一般均衡”的市场价格环境。如果价格是歧视性和垄断化的,生产经营者就有可能被引导进行生产性努力,如寻租、行政性垄断;二是法治环境。法治环境对扩展分工链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确保生产经营者不能采取“假冒伪劣生产方式”、垄断等非正当竞争手段来释放市场压力,锁定生产者进行创新选择。第二,随着分工链拉长,会导致交易费用的增加,需要通过法治安排来正确分配投资风险、最小化投资损失;三是产权环境。其实,创新不难,难就难在创新收益的“回归”上,如果创新者不能“创收”(不是因为创新失败,而是因为创新后的所有权得不到社会的保护),就不会有创新的创业家出现,分工也难以扩展。一句话,企业家、创新来之不易。

三、中国:扩展分工与创造就业

中国,分工扩展的困境与传统体制相关,通过分析“计划者安排”扩展分工,市场化改革与水平方向的投资增加,有助于理解扩展分工困难、就业不足问题的累积性特征。

1.“计划者安排”扩展分工的困境

传统体制下,由计划者来完成资源配置和社会分工两大任务,“计划者安排”主要表现为三大经济手段:一是根据产业关联度来纵向设置产业职能部门,其原则是关联度最小。二是根据生产力区域布局来横向投资布点,其原则是企业间半径最小;三是采取歧视性计
划价格,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国家优先发展的重工业和其他行业。“计划者安排”扩展分工,存在五大弊端:第一,出现了“大而全、小而全”的工业结构,重复建设和产业内过度竞争导致生产力结构性过剩;第二,导致有效供给不足,出现“短缺经济”现象;第三,歧视性的计划价格破坏了分工扩展的方向和路径;第四,就业增长方式被锁定在“投资设点”--产业扩展和企业数目增加等方面。政府管住了企业,却管不住创新,“分工扩展型”就业增长方式受阻;第五,第三产业的发展严重不足。第三产业是由企业家“拉长”出来的分工增量,因此,第三产业难以被计划者“计划”出来。
2.市场化改革与水平方向的投资增加
市场化改革对分工扩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分权化改革使得非国有经济迅速崛起,生产经营者数目增加,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和数量越来越大,歧视性的计划价格得到改变;第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扩大了有效供给,改变了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局面,出现了“资源配置型”就业增长,数千万的农业劳动者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第三,国家不再垄断收入分配,居民收入增加从而有效需求水平得以提高,支撑了有效供给的扩大,扩展了最大生产可能性边界。
实际上,中国获得了来自于经济改革的“市场化绩效”: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出现了“资源配置型”就业增长,社会产出、有效需求、就业水平都得到提高。
“资源配置型”分工扩展,部分地克服了“计划者安排”扩展分工的困境。“资源配置型”就业增长方式具有两大特征:第一,它是在“计划者安排”退出后由市场来完成的;第二,它是在生产者进入、生产者数量增加的情况下出现的。

但是,“资源配置型”分工扩展并没有完全克服“计划者安排”扩展分工的困境,主要原因是:扩展分工的生产者没有成为真正的企业家,而且,在融资、投资、科研体制改革滞后的条件下,许多生产者甚至停留在从小生产者转变为现代生产者的“生意人”阶段。“生意人”能够根据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来安排经济活动,他们可能是流通领域里的销售者,也可能是生产领域里的经营管理者,但是他们在扩展分工上具有局限性。

3.企业家“短缺”与就业不足

中国企业家“短缺”现象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不少投资者、生产者停留在“生意人”阶段,他们的投资方向具有水平性、横向扩张的特征,对分工扩展的边际贡献率太低;二是有利于市场秩序、分工扩展的“企业家精神”缺失,“一窝蜂式”的投资习惯使得分工难以扩展;三是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对法治环境的伤害、对统一大市场的分割(segmentedmarket),既造成统一的市场价格难以形成、市场竞争压力得不到充分释放,又造成生产经营者大量采取“重复建设性”投资、“假冒伪劣化”生产方式、水平方面的多角化投资策略,导致大量的生产力过剩;四是在经济转轨时期,对国有经济中经理人员的激励机制如年薪制、股权、期权方式缺失,人力资本难以“企业家化”和资本化。一方面是“计划者安排”扩展分工留下的“后遗症”,蕴藏了生产能力结构性过剩的危机;另一方面是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投资主体增加,大量水平方向的投资更使得生产能力过剩,“资源配置型”就业增长空间狭小,分工链没有被充分拉长。结果落入企业开工不足、就业不足的困境。

四、结束语

中国就业不足、分工扩展受阻的困境在于:企业家太少;生产者对分工扩展的边际贡献率太低。因此,扩大就业必须扩展分工,加快生产经营者向企业家转化的速度,提高生产者在分工扩展上的边际贡献率。具体而言,需要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1.整合经济,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充分释放市场竞争的压力,扩展“资源配置型”社会分工,进一步获取来自于经济改革的“市场化绩效。”
2.提高法治水平,严格惩治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不正当经济行为,保护创新者获得创新收益,引导“熊彼特式”企业家的生成,提高生产者对扩展分工的边际贡献率。

3.放松管制,扩大由企业家扩展分工的产业空间。如对邮政、电讯、电话、银行、保险、民航、教育等等产业实行对内开放,打破垄断。

4.建立对产业竞争度的监控机制,对过度竞争的产业设置生产者进入门坎,限制产业投资方向。第一,针对已经出现过度竞争、全行业净亏损的纺织、煤炭、有色金属等行业,采取“压锭”、“压产”等控制产出量的措施;第二,对出现净亏损的行业进行全行业资产重组;
第三,实施产业援助政策,建立企业“退出”机制。
5.对金融体制、科研体制进行改革,增强企业家进行创新的投资、融资能力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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